（19）类似的话，陈独秀也说过不止一次。

在这种文化意识的支配下，关于道在哪里的问题，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答案，这就是如同《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所说，存在于由古之道术和王官之学所组成的宗教传统之中。苏格拉底批判继承了智者学派的探索成果，开始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审视人的问题，提出了道德的人和理性的人的概念，对人的本质规定进行哲学的研究。

到了汉代，刘歆在这份答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班固把这个说法写入官方正史《汉书·艺文志》，得到后世学者一致的公认，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我们今天必须把这种说法置于当代的语境下重新审视，与印度和希腊的哲学起源进行宏观的比较，只有通过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凸显中国哲学的特质，由分殊以见理一，在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中蕴含着人类实践真理的普遍性。徐梵澄先生在《五十奥义书》译序中曾经指出，奥义诸书为后世诸宗派之祖。其所以如此，就发生学的源头而言，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产生于两种不同的地区文化的土壤和历史背景，带有与生俱来而难以磨灭的两种不同的宗教母体的胎记。后来过了若干年，涌现出了一批智者，这才由对自然的惊异转移到对人本身的惊异上来，揭开了人文哲学的序幕。

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历史的不平衡的发展．西方世界上升到强势地位，东方世界逐渐衰落，西方人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典型的傲慢，自以为独占了全部真理，习惯于把西方的特殊性说成是世界的普遍性，黑格尔把西方哲学说成是全世界惟一普遍的哲学反映了这种傲慢的偏见，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说明于本数指的是以德配天的宗教神学的总的原则，那么系于末度就是指的各种设官分职的王官之学，此二者组成为一个本末兼备的完整的结构，一个也不能缺少。特别是对于广大民众，儒家认为统治者首先应该保证他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要求。

在儒家思想中，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都很重要[4]，实际上在早期儒学的修养论和教育观中，德性的修养与知识的追求、智能的提高两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儒家认为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之所以具有作为人的丰富性，就在于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是一种群的存在。然而，在面对一件具体事情的时候，如果道义的原则跟功利的要求发生了矛盾冲突，则儒家的价值观要求优先考虑道义原则。因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实践，以执两用中和中和的智慧，吸纳其他文化传统价值观的优点，对儒学的价值观进行创造性的阐释、改造和综合创新，以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观。

[8] 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人在社会上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我而存在的，而是作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等一系列社会角色身份而存在的。

而用文德感召，使人心悦诚服，则受到儒家的高度赞赏。因此儒家主张在处理内部关系时，应尽量避免冲突，消除斗争，尚辞让，去争夺（《礼记·礼运》），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中国传统文化不太鼓励脱离社会秩序和群体关系的个人自由，也不太鼓励试图超越自然极限的自由冒险精神。个人只有生活在人群与社会之中，才成为真正的人。

[5] 例如孔子曰：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例如，孟子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则舍鱼而取熊掌，生与义不可兼得，则舍生而取义[1]，显然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鱼或生的价值，而只是在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更强调某一价值的优先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当然会有不少相通的、普遍的方面，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个性，而这些差异和个性往往表现在价值优先观，也即关于在众多不同的价值指标中以谁为优先的看法上。先义而后利（《荀子·王霸》）。

因此儒家提倡一种以群体为重的价值观，认为当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事件中不幸发生矛盾冲突时，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应当服从群体的价值和利益。但是自由，特别是经验的、个人自由的价值，在儒家思想中从来没有被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一种文化的价值优先观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群在其复杂的生存环境和漫长的演进历史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这样一种群体重于个体的价值优先观，有利于形成和维系一个群体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实上也往往能促进一个群体内部所有个体价值的整体提升，使群体中的个体普遍受益。与和相对应的另一方是竞争、斗争乃至冲突。儒家崇尚和的价值，向往致中和、外内和顺、群居和一、咸和万民的境界，认为人和比天时地利更重要。这具体表现在儒家对智与仁二者关系的认识上。在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强调和平、安定的价值，个人自由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不破坏家族、群体的和平安定为度。而学习求知的根本目的，最终往往归结到做人，归结到德性的提高，成为君子、圣人[8]。

这种和谐优先于竞争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恶性冲突对社会可能造成的伤害，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秩序，也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含蓄内敛、谦让温和、温文尔雅的民族性格。然而，是否所有文化都把自由的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都认为不自由毋宁死？回答却未必是肯定的。

二、德性的价值优先于智能的价值德性与智能的价值，都是儒家所肯定的。人的本质也就体现于他所处的群体关系的总和之中

因为有了某种既定的研究任务，文献资料的应用与组合自然要围绕这个任务而改变：有利的文献被保留，不利的文献被删去，欠缺的文献就去创造。中国传统哲学自然有它的哲学问题，所谓哲学问题就是指传统哲学自身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等，这些问题都属于纯学术性质。

而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些问题思考、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可见，传统哲学研究中的唯价值现象的确会使正常研究程序遭到破坏，从而影响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品质。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通常情况下，某种研究结论都是根据可靠而丰富的文献资料、科学的研究程序、客观而深入的分析而获得的。

因为论者事先有了明确的任务——论证被研究对象具有某种价值或意义，那么，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他会随意调整、改变研究程序，因为这种改变和调整有助于他研究任务的完成。比如，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论者似乎一接触到天人合一就惊呼这个命题的伟大，就认定它具有解决生态问题的价值，并从多个角度来论证、显示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

他们或者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消除战争问题的绝妙方法，或者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解决生态问题的高超智慧，或者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治疗心理疾病的神奇药方，或者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建构和谐社会的丰富资源。比如，有论者研究儒家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所以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检讨和批评。无论是因为过分注重传统哲学价值的开掘而疏于哲学问题的研讨，还是因为发现所研究对象没有论者所要的价值而放弃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是有碍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水平提升的。

而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肤浅了。由于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是被研究对象有无他所希望得到的价值或意义，当研究者发现被研究对象似乎有他所需要的价值或意义的时候，他就会很兴奋，并在这种兴奋的情绪中竭尽全力地将他认定的价值发掘出来。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不仅佛家有相应的智慧，道家、儒家也有，甚至法家也有，我们读到某些研究庄子美学思想的论文，最后的结论竟然是庄子具有深刻的和谐思想。换言之，当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种价值主义笼罩着。

而在研究儒家和谐思想过程中，自然会将那些不利于阐述儒家和谐思想的文献资料弃之不顾。在解决心理疾病方面，不仅道家有相应智慧，儒家、佛家也有，甚至阴阳家也有，我们读到某些研究《周易》性情思想的论文，最后的结论居然是《周易》具有神奇的心理医疗术。

其三是扰乱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正常程序。一般而言，这些问题正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任务。

论者因此可获得他想要的价值，但读者无法从这个研究案例中获得真实的信息。具体来讲，就是对那些不利于阐明儒家和谐思想的程序去掉、减少或改变，对有利于阐明儒家和谐思想的程序保留、增补或调整。